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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籍[咏怀]赏析

“壮士”二句赞扬壮士“欲威八荒”之志,雄杰壮阔。“慷慨”一词,据《说文》“慷慨,壮士不得志于心”的解释,可以看出,诗人虽以壮士自许,但“威八荒”之志实并不能实现,所以前二句虽出语壮阔,但暗中已含壮志难酬的悲慨了。
“驱车”以下八句是具体描写壮士的“威八荒”之志。因为“八荒”是指八方荒远之地,所以“驱车”二句有承上启下的作用。“驱车”句照应上文之“威八荒”,“受命”句启领下文之临难不顾,效命战场。使全诗章法严谨,结体浑然。
“良弓”二句是写壮士武器装备之精良。他手挟乌号之良弓,身着精光闪烁的明光之甲。此二句并非泛泛之笔,而是突出表现了壮士的英武风采和慷慨赴国难的神情。形象鲜明,描写生动。
如果说上二句主要是从客观上描写壮士的英武形象的话,“临难”二句则是从主观上歌颂壮士的慷慨激烈的情怀。壮士既然为赴国难而远行役,那么面临国家之难,也就决不会顾一已之生命,而宁愿身死魂飞,为国捐躯。这二句出语壮烈,令人读之动容,油然而起崇敬之感。
壮士为国捐躯也在所不惜,当然与孜孜以求保一己之躯的“全躯士”截然不同。诗人以“岂为全躯士”的反诘句纵起文势,又以“效命争战场”肯定句使文势一抑,二句中如此纵起抑收,跌起波澜,避免了平铺直叙之弊,以收跌荡起伏之效,加强了诗的气势和感染力。
读以上八句,读者不能不为壮士的英武的精神,壮烈的情怀所感动,而且使读者想起了屈原《国殇》和曹植《白马篇》。前者说:“出不入兮往不反,平原忽兮路超远。带长剑兮挟秦弓,首身离兮心不惩。诚既勇兮又以武,终刚强兮不可凌。身既死兮神以灵,子魂魄兮为鬼雄!”后者说:“弃身锋刃端,性命安可怀?父母且不顾,何言子与妻?名编壮士籍,不得中顾私。捐躯赴国难,视死忽如归。”此诗“驱车远行役”八句正与此一脉相承。所以方东树说:此篇“原本《九歌·国殇》,词旨雄杰壮阔,……可合子建《白马篇》同诵。”(《昭昧詹言》卷三)
“忠为”以下四句是总收全诗,前二句点明壮士之志的礼教本质是忠义,后二句是点醒壮士之志的个人目的是标榜气节,流名后世,使全诗如百川归海,总归忠义气节的主题,不仅使全篇贯穿一气,而且辞义壮逸,慷慨多气,体现了阮诗风格具有建安风力的特点。
“建安七子”和“三曹”诗中本多描写诗人自己欲建功立业的雄心和壮志难酬的悲慨,表现为刚健有力、悲凉慷慨的诗歌风格,形成了激越人心的艺术感染力。建安之后,诗人们既已丧失了建功立业的客观环境,又消磨了锐意进取的主观意志,故在正始诗人阮籍、嵇康的多数诗篇中多表现为忧生之嗟和对仙隐生活的向往。但是,阮籍的这首诗(还有其三十八《咏怀·炎光延万里》)却一反常态,正面描写了功名和气节,其内容和风格都直承建安。这是因为阮籍本有济世之志,且自视甚高。他登广武山遥望刘邦项羽争天下的旧战场,叹道:“时无英雄,使竖子成名!”可谓英锐之气逼人。所以,尽管环境已经决定他没有建立不朽功业的可能,这种内心的向往,仍然会时一流露。
这首诗以及《咏怀·炎光延万里》,或许与当时的政治现实有某种联系。清人方东树说:“《壮士何慷慨》,此即《炎光》篇而申之,……词旨雄杰壮阔,……皆有为言之。”他认为阮籍是有为而发的。又《晋书·阮籍传》记阮籍曾“登武牢山,望京邑而叹,于是赋《豪杰诗》”,此二篇或即是《豪杰诗》,诗中之“雄杰士”、“壮士”亦或即是所谓“豪杰”。这些问题,都已难以得到确切的回答了。